立案攻略：“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中国企业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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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对于行动方案的思想性、务实性的解读，将成为全球各国、各界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这一百年行动方案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四年的时间里，全球工商界都在务实把握机遇，积极和全面融入“一带一路”行动方案。在百年发展机遇面前，市属企业应当紧跟时代脚步，着眼于国内国际二个市场，在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转型期，将深化改革、调整与退出、创新驱动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与本企业自身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行动方案全面对接，推动“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化、全球化进程的实施。

作者：任建芝，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一带一路”法律服务研究会主任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从愿景进入行动阶段，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融入世界经济已势不可挡。中国国有企业因企制宜、量企裁衣制定走出去战略规划，董事会严格依据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规范运行、监事会有效发挥职能，是避免海外投资风险，实现合作共赢的关键。

一、中国企业需要走出去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处于变革调整中，新型的寻求国与国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与地区间相互平衡的国际政治关系，以合作共赢为主题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必将成为今后的主流国际准则。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驱动力，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发展，在取得全球瞩目成果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尤其在目前全球经济下滑触底、面临调整与复苏的阶段，中国经济重塑世界政治与经济新秩序将成为必然。

在今日极端宗教主义和地区局势一触即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也影响着中国在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中的政治话语权。与此相伴的是南海局势、中亚危机、大国博弈等对中国国家安全发起的挑战，中国面临极为复杂的政治与地区局势。

由美国主导的TPP和TIPP的贸易总量将占到当前全球贸易的70%，其采用比WTO更加开放和自由的贸易准则，将中国排除在主要的贸易体系之外。自由贸易的前提是统一所有的经济监管制度，例如贸易和服务自由、货币自由兑换、公平税制、国企私有化程度、劳工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资源保护和信息自由等。中国已错过加入上述机制的时机，即便勉为其难参与谈判，也要付出对国内经济监管制度和对外全球化政策的进行重大调整、甚至是政治妥协的代价，亦会严重阻碍处于结构性调整阶段中的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其全球布局。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经济由于长期依托粗放型的产业结构发展，过渡依靠投资、拉动内需和出口的发展模式，导致了目前国内存在普遍性的中低端产能过剩，人口等红利消失殆尽，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利润断崖式下滑，部分行业企业生存压力大，面临三去一补，供给侧结构性调整、转型与创新等严峻现实问题。

习主席审时度势，对国际关系进行准确预判，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经济百年发展纲略，既是解决国际国内经济问题和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性发展、解决中国国家安全与稳定地区局势的良药，更是满足世界各国确立平衡的、多极化格局的新型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的智慧之举。

“一带一路”确定了中国政治、经济百年发展的战略，既符合国内经济现状，更符合目前世界经济与政治现状。中国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的复苏与稳健发展均离不开中国经济的驱动。中国经济全球化下的海外投资必然成为新常态。

中国企业通过广泛的海外布局，在加强国际资本合作共赢的同时，更能实现中国经济全球配置，中国经济全球买单。对中国企业而言，及时走出去进行海外布局，有助于释放自身在国内面临的调整和转型压力，有利于释放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下的市场风险，有利于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有效平衡和降低企业单一市场的运营与行业周期性风险，有利于TPP和TIPP背景下的高门槛对中资企业国际贸易打压风险的转移和释放，更有利于实现企业的商业价值和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通过“一带一路”下中国经济的海外布局，可在全球范围内，从根本上有效应对美国主导的TPP和TIPP贸易体系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亦有助于以供给侧和结构性调整为手段的中国经济的全面转型与复苏。

针对如此现状，在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高度融合的今天，在当今复杂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背景下，在目前全球经济调整复苏期，在国内面临结构性调整和转型的的压力下，中国的企业家无需继续讨论是否需要走出去的问题，而是要量体裁衣、因企制宜的制定自身的国际化战略，加快国际化步伐。

二、走出去的战略目标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通过科学决策、审慎实施走出去战略，可以有效释放富裕产能、突破贸易壁垒、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中国产业的调整升级。

1、有效释放富余产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现阶段，随着国内各类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市场供需严重倒挂，使得部分行业中的一些企业失去了优势竞争力。但这些企业其实拥有丰富的产业资源、先进的技术水平、成熟的管理经验，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能力。从全球视角来看：上述企业的富余产能恰恰可以在很多综合生产要素成本低、市场需求空间大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沿线发展中国家得到有效释放。通过海外投资，在推动投资地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可实现产业合理的商业估值。

2、突破贸易壁垒，共享优惠政策

遭受反倾销、反补贴，配额限制等贸易壁垒的产业，可以通过海外投资，充分享受投资地政府给与的各种优惠政策，还可根据投资地政府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区域经济共同体签订的双边和多边投资贸易协定，享受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区域共同体免关税、无贸易壁垒的优惠政策。

3、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引导国内产业升级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推进，中国企业在研发、技术、品牌上将进行新的投入。走出去还应结合高端前沿技术的引进来，二者互相补充，推动企业发展模式、技术水平、商业模式的改革、创新和显著提高，从而引导国内产业再升级，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更高地位。

4、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换发展模式

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应结合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意识地将发展方式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将产品服务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真正发挥中国企业引领市场、创造需求的作用。通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质资源的匹配，进一步夯实国内市场的优势地位，转换发展模式。

5、提升国企改革与管理能力，加强与当地文化的融合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国有企业通过走出去，可与沿路国家和地区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上述合作有利于企业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保持我国中高速经济增长，提升技术、增强核心竞争力。走出去的同时，我们不但需要积极面对不同文化、宗教、法律体系下的企业运营和管理，而且需要将中国文化，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优势与投资地文化进行有效对接和融合，这将显著提升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能力。

在当今全球经济的调整期，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尽快走出去，既是响应国家号召的积极步伐，也是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一味良剂，还能够推动自身的改革与瘦身健体。

三、国有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动因

笔者近年来在为中国企业提供海外投资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目前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各界反应不一：境外官方与一般商界人士积极响应，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非沿线国家和地区;国内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积极;地方国有企业比中央国有企业积极;京外国有企业比京属国有企业积极。

当然，我们首先要肯定的是，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国门顺应了“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符合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应当鼓励。但同时我们更需冷静分析、审慎决策，因为我们不仅需要走出去，更需要成功地走出去，实现走出去的商业价值和战略目标。

目前，“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动因包括：基于既有布局的持续扩张，例如石油、煤炭等资源类企业，多年前已经开始海外布局，海外市场的扩张已经是清晰的战略目标;基于大量的政府间项目和援建项目走出去，例如建筑施工企业;基于国内市场的行业技术成熟、过剩和饱和等因素而走出去，例如高铁、基础设施施工类、电力和人力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等;基于自身产业升级，希望取得全球领先的前沿技术而走出去;基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压力走出去;基于中国人口红利走出去;基于响应国家政策抢占市场的需求走出去等。

不可否认，部分中国企业具有完整的海外布局的经营战略，但如果单独就“一带一路”背景下笔者接触的走出去的企业进行比较，可以归纳为：战略成熟型，原罪思维下的冲动型、拍脑袋型，政府督促型，大部分企业根本没有制定清晰的海外战略，没有客观全面的调研行业、市场和投资地的文化和投资法律制度。这样的走出去，如何取得成功?如何保证共赢?因此，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因企制宜，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做出理性的决策。

四、走出去需要因企制宜

何谓企业走出去中的“因企制宜”?因企制宜就是要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和需要，结合投资地的特点和需要，采用最为合适的投资方式，成功实现企业海外投资和与投资地的利益共赢。

首先，拟走出去的企业在制定自身国际化战略目标时要因企制宜。

企业海外投资，要根据自身的行业特点和需要来充分衡量其战略目的。是基于公司短期、中期、长期的战略目标，还是基于政治原因、金融原因、战略原因或是资本原因?是出于对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管理经验、品牌效应的获取?还是为谋求主业协同、境内市场要素、境外市场要素、产能的释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厘清这些核心问题是制定企业国际战略的根本。

企业制定国际化战略，要尊重市场规律。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无法突破市场规律的制约，都应以市场的眼光来规划产业，即所谓的市场引导型经济。市场引导型经济要求一切以市场为出发点，合理制定企业国际化战略。因为只有受到市场欢迎和推崇的技术才能够带来近期和远期的商业价值，才符合市场经济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属性。把握市场的核心是人口。通过人口分析能够测算出可消费人口、市场容量及成长性，从而做出适当判断。

企业制定国际化战略,还要充分考虑其行业特点,更需综合考量人才储备、管理半径、政治与外交关系、文化冲突、投资法律制度、域外行业产业链情况等各种因素。不同行业的国际化战略，其核心也不尽相同。比如，食品和旅游行业制定国际化战略时，应重点把握如何继续消费中国人口和中国市场这个全球最大的红利，以此为基础来促进本企业的转型升级与发展，进一步夯实企业在境内的市场地位。比如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如果在欧美发达国家设立技术研究院或积极收购产业高端领先技术，在实施之前既要考虑反垄断和国家安全审查问题，还应充分考虑并兼顾对国际市场的开拓与占领。再比如，可否双边贸易先行，在对市场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再行决策是否投资跟进。比如京企，在前述背景下还应兼顾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问题。

其次，拟走出去的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应充分考虑自身情况与投资地的全面契合。

作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号召，准备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的国有企业，在因企制宜制定出合理的国际化战略后，应充分调研，最终选择与自身特点和需求最为契合的投资地开展海外业务。

企业应充分了解投资地的资源分布，产业结构，与企业所处行业相关的市场情况，企业在所处行业的竞争态势，市场定位，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所在。通过对行业和市场进行充分调查和了解，做到知己知彼，这样才能够准确定位，发现真正合适的投资机会。

企业应充分了解投资地的法律和文化，结合自身的产业和经营特点，寻找法律和文化风险更少的投资地进行投资。应充分核实投资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律体系的具体情况。例如非洲的某些部落可能因为酋长为首领，而无须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即该部落免于所在国家的法律管辖，而反而按照部落的自制规则进行管理。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调研了上述非洲国家的法律而投资地却实际位于部落领地内，则可能因为调研不足，盲目自信而导致后期法律风险，致使投资成本过于昂贵而导致失败。

我们往往认为，经济是命脉，文化只是软实力。然而，在海外投资中因企制宜寻找投资地的过程中，要充分重视投资地的文化、宗教和传统。举例而言，走出去的企业出于当地政府的劳工保护，一般需要大量雇佣投资地的本地员工。如果走出去的企业属于建筑行业或生产密集型行业，而投资地属于伊斯兰国家，那么当地信奉伊斯兰教的员工一天5次的祷告可能就会多少影响到每日工程量的完成，而每年的斋月禁食使员工身体虚弱，无力工作，其结果恐怕会直接导致延误工期和可能的商业赔偿。因此，走出去之前充分的投资法律风险的市场调研就尤为重要。

遗憾的是，在笔者接触的拟走出去的和部分已经走出去的中资企业中(包括知名企业和上市公司)并没有因企制宜，科学审慎的制定战略规划，在实施中也没有做出审慎全面的境外市场投资法律风险的充分调研，国有企业在决策中并未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导致出现很多不成功的海外投资案例。

笔者之前文章曾经提到过，企业运营安全的核心是投资风险的控制，即出口控制。而国有企业出口控制的核心是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是否真正落实在企业重大决策中，是党委领导下的董事会的规范运行和监事会职能的有效发挥。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前提条件是决策信息的完整性。

“一带一路”战略从提出到进入实施阶段，时间已经过去近三年，在国家对这一顶层设计的宏观战略进行逐渐明晰的过程中，作为海外投资主要力量的国有企业也应清晰定位自己，找准自己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具体位置，充分考虑企业所处行业，并结合自身在资金、技术、人力方面的优势和劣势，寻找与自身特点和需求极为匹配的投资地，量体裁衣，因企制宜，科学决策，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实施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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