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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消除教育的“身份情结”

3月12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主题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集体采访。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表示，我国要逐步实施高校的分类入学考试，今后全国本科、专科一起考试的制度要加以改变。目前教育部的设想是今后在全国只举行本科院校入学的统一考试，而把专科院校的入学考试权下放到省级，把本专科入学考试分开。

媒体的调查显示，目前社会各方对分类考试并不看好，家长普遍对此表示反对。不少家长担心分类考试会加大考生的负担，原因很简单，分类考试之后，很少有考生只选择报考高职高专，而必然大多还是会参加本科考试，在未被本科院校录取之后，才会选择高职高专。

上海和浙江等地早几年已经实行本科和高职的不同录取办法，在上海，如果只报高职高专志愿，将在高考中少考一门学科，浙江也大致如此。可是，实践的结果表明，很少有学生只报考高职高专，大家宁愿“受累”多考一门。实行分类考试就不是多考一门，而是多一次考试了。所以，才有家长感到这是增加学生的负担。

在笔者看来，分类考试将增加学生的考试选择空间，提高高校选拔人才的精准性，其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目前分类考试的设计，有些想当然———考生的考试选择权增加，前提是这一选择对学生有吸引力；高校的选拔精准性提高，需要扩大招生自主权。从教育部谈到的分类考试思路看，未充分考虑受教育者对高职高专教育的需求，以及社会对高职高专教育人才的需求。

从我国高职高专的发展现状看，情形并不乐观，虽然每年就业时传出的消息显示，高职高专的就业要好于本科，甚至研究生。但是，高考考生选择高职高专的热情并不旺，能进本科绝不进专科，进了专科放弃录取来年再考进本科，在高考中很是普遍。统计数据显示，每年有四五十万学生放弃录取，主要集中在民办院校和高职高专。

如果分析受教育者的需求和社会对高职教育的需求，不难发现，高职教育存在以下问题和机遇。

高职的问题有三，一是在高考招生中，被安排在最后批次，给人的感觉，是最差的学校，事实上，安排在最后一批次录取的高职高专，确实也只能录取高考分数最低的学生；二是高职学生的求职受限，拿报考公务员来说，很多岗位明确提出报考者必须要有本科学历，虽然高职高专学生动手能力并不差，但学历成为高职高专学生求职的拦路虎；三是高职学生的继续求学空间狭窄，高职高专毕业生继续求学的途径主要为“专升本”和接受成人教育、网络教育、自考助学的本科教育，前者名额有限，且211院校已不再接受“专升本”，后者则众所周知地受到学历歧视。

但高职也同样有发展的机遇，首先是我国产业发展，为高职人才提供的空间，要比普通大学教育培养的人才更广阔。容纳大学人才最多的无疑是服务业，但在我国GDP构成中，服务业仅占40%，未来10年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前景如何，还不得而知。其次，最新的资料显示，我国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这1亿初中或高中毕业的年轻人，需要进一步接受中职和高职教育，培养、提高技能。在高中毕业生人口逐年减少的未来10年中，如果高职向年轻农民工开放，其发展空间要比大学本科教育大。

如果将受教育者对高职的评价和社会对高职的需求联系起来，将找到适合我国教育发展的考试改革和教育改革模式。

在分类考试设计中，针对高职高专的考试，应根据高考升学率已达60%的现实，实行高职高专院校完全自主招生，而不必再举行全省统考。其实，在北京和上海，高职高专院校的招生已经逐渐放开。2009年，上海有21所高职院校的12000名招生计划，通过自主招生完成，参加高职院校自主招生考试被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高考。

与之相比，教改《规划纲要》提到的改革思路显然滞后。另外，实行高职院校自主招生，还可以打破户籍限制，允许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当地报考高职，这是促进教育公平、实现高职良性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多赢举措。也就是说，高职的招生或可率先实现《规划纲要》所提出的“探索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在高职学生的出路设计中，应借鉴英美等国对职业教育、社区教育的做法，实行职业教育与大学教育的学分互认，职业教育学生可以在求学中转到大学教育。教改《规划纲要》提到了设立教育立交桥的构想，在我国高校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之后，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和自由转学制度必将逐步建立，允许受教育者在不同类别高等教育中自由流动，才能最终让各类教育平等竞争，消除教育的“身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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